住帐篷的日子

这些年来,每次回家探亲,都感到温州变化太大了,几乎一年一个样,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鳞次栉比、千姿百态、富丽堂皇、好不壮观。每每看到此景,我都情不自禁回想起四十年前住帐篷的日子……。

记得1969年4月底,我们首批温州知识青年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,从瓯江之畔来到了北疆鹤岗,接着又站在货运大卡车的车厢里乘了大半天才到了十团团部。稍事休息后便开始分配,随着阵阵点名声,大部分同伴被各连队来接人的突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接走了,只有我们8个女知青非常荣幸,登上了团部的涂着国防绿的解放牌汽车,自豪感油然而生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温州女知青在北大荒合影

汽车沿着坎坷不平的沙土路前行,把我们送到了离黑龙江边很近的五连,这是一个新建的连队,位于旱河北的一片沼泽地上。这时,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竟是两顶刚支起的帐篷,两座用参差不齐木板钉成的连部兼食堂,一个标着“男”、“女”的头顶蓝天的厕所。刚刚燃起的激情瞬间消失。好在先期抵达的几个哈尔滨女知青热情地迎接我们,帮助搬箱子拿行李,谁知在相互推让进帐篷时,我却被低矮的门框狠狠地碰了一下,额头上撞出了一个“大包”,痛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,我与帐篷之缘就此开始了。

还好,经过一夏天的辛勤劳动,我们终于住进了自己亲手用“拉合辫”编盖成的泥草房。当大家离开帐篷那一刻,齐声欢呼:“永别了,亲爱的帐棚”!但是,万万没想到的是春节刚过完,连队就接到团部的通知,让我们五连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处女地去开荒。尽管我们不太情愿,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命令。

北大荒的二月丝毫没有江南的春意,依然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。当我们背着行李进入新开荒点时,因为男知青比女知青早来半个月,团部发的唯一一顶棉帐篷被他们抢先住上了,女知青没办法只好住在板帐篷里。帐篷的四壁和顶盖是由薄薄的木板连接的,中间用红砖砌了个炉子,两边是几块粗糙长条木方钉成的通铺,这顶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、后六面透风的板帐篷,就是我们的家。在这渺无人烟的荒原上,它那孤单的骨架和脆薄的表面,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凛冽寒风的侵袭啊。

晚上,虽然有专人值班烧炉子,还是不管用,我们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冻得睡不着,只好穿上棉衣、棉裤、棉袜,带上棉帽子系好扣,再钻进被窝里稀里糊涂睡会儿,但还是睡了醒、醒了睡,周而复始折腾,企盼着天快点亮。早晨,从透入晶莹霜花的被窝里爬出,赶紧抖掉铺满棉被上的一层清雪,整理行装后走出帐篷外,双手捧起一把雪往脸上搓几下就算洗脸了。接着,便耐心地坐在通铺上,等待享用露天下大锅蒸出的馒头和盐水煮的豆子,吃完早饭,男知青在驻地挥镐抡锤破冻土打井,尽快解决连队的吃水问题。女青年则拿镰刀到几里外的地方去割洋草,为帐篷保暖和盖新房备用。因为早饭吃的晚,十点刚吃完,通常午饭就免了。下午两点多收工时,每个人要背一大捆草,穿着被雪水渗湿的胶皮兀拉鞋,踏着吱吱作响的凹凸不平的雪路几步一晃地返回开荒点,把草堆放在板帐篷周围以遮挡寒风。如果说当时女知青最高的待遇,莫过于有点病,这样白天可以在男知青住的棉帐篷里休息,还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有筷子那么粗的盐水煮面条。就这样,靠我们女青年打了两个来月的洋草,加上天气逐渐变暖,帐篷里的日子日益好转,谈笑声多了起来,有时还飞扬出悦耳的歌声。

尽管住帐篷的日子如此艰苦,但无奈的我们也努力苦中寻乐,工作之余经常聚在雪地里打雪仗,在冰道上玩“出溜滑”游戏,甚至还开过“雪地晚会”。在秋天丰收的季节里,我们怀着复杂的感情终于搬出了那顶板帐篷,再次住进了自己亲手编盖成的“拉合辫”泥草新房。

由于我们连实现了当年建点、当年开荒、当年缴粮、当年盈利的目标,连队被团党委授予艰苦创业的标杆单位。我也成为连队知青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,并光荣出席了十团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。

后来因组织需要,我调到团部工作。虽然团部条件比较好,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连队。只要有空不怕徒步四小时,也要回“老家”看看,与曾经一起从泥水、汗水、泪水中过来的姐妹们,在寝室里欢乐一堂,挤在被窝里唠嗑,情深深、意切切。

回想这段住帐篷的日子,是我在北大荒八年工作中,最艰难困苦,最刻骨铭心的日子,但它也锻炼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,培育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,磨砾了我克服困难的意志,以至使我在日后工作中受益匪浅……。

作者简介

朱招兰,女,出生于1952年,温州第五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。1969年4月支边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。1976年12月至1978年9月就读于哈尔滨量具、刃具厂技工学校,毕业后在哈尔滨量具、刃具厂就职,当过工人,历任厂供应处计划员、科长、副处长、处长等职。